与二三十年代的“张扬个性”的散文作家一样，梁遇春无疑也是一个“满口荒唐言”，好出惊人之语的性情中人。如他在《春缪集》潇洒的陈词：“在这急景流年的人生里，我愿意高举盛到杯缘的春缪畅饮。”在1926年－1932年不满6年的创作生涯里，他在书斋、课余、闲暇之时撰写了37篇小品文，翻译了二、三十种外国文学作品——如他所说的“聪明的想头，灵活的意思”。温儒敏在《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》写到散文创作时，用的是“印象式的点兵法”：“……鲁迅的冷峻犀利，郭沫若的雄奇豪放，郁达夫的袒露自怜，叶圣陶的平实冷静，废名的古朴朦胧……”数来数去，还少了梁遇春（当然，也许不止少一个梁遇春）。就连梁的朋友废名也说：“……他并没有多大的成绩，他的成绩不大看得见…… 。这几乎是梁遇春的一生的定论。一本《春缪集》，一本《泪与笑》，能为27岁华年早逝的梁遇春赚回多少生前后世名呢？
新文学运动初期的散文小品可谓是“绚烂极了”（朱自清语），正如郁达夫在《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序》中所言：“现代散文之最大特征，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，比以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……现代的散文，却更有自叙传的色彩了……这一自叙传的色彩是什么呢？就是文学里最可贵的个性的表现。”在郁达夫看来，“个性”是表现在“自叙传”里的，甚至表现为大量的“自我独白”、“内心感受”。与整个五四时期文学创作弥漫的感伤气息并不完全一致，梁遇春的散文多了理性的议论，而少了很多非理性的“自我独白”，恰恰是这一点才使得他的“个性”不容忽视。比起丽尼少年式的伤感纯情，梁则显得更老道智慧一些；比之早期何其芳的《画梦录》的精致雕琢的“诗意”，梁则更显自然；比起俞平伯的古代名士的“雅致”，梁显然更加受到徐志摩的“西式”浪漫的影响；而后者的“浓得化不开”，又使得梁遇春更加潇洒自如。而后世对他的赞赏，无非是赞其才华横溢，文笔潇洒，哀其英年早逝罢了，其真正的文学价值，以及他在文学史上长期被忽视的原因，却无人深究了。
陈子善曾有言，梁遇春和梁实秋等的散文可以说是“学者散文”，事实上梁遇春的散文中更多的是书生气，与后者的老辣醇厚相比，更接近于“青春写作”的范本。“青春写作”是一个含糊的，界定不清的归类，在这里的含义不仅仅是指写作者的年轻，更是指创作过程中特有的风格不成熟，思想尚且庞杂混乱的探索阶段。由于整个文坛散发的伤感气质，散文中的幽默很不多见。鲁迅、以及后来的梁实秋自不必说，林语堂也算一家，但流于刻意，而在梁遇春的早期散文里，幽默的特质已经初见端倪，虽然没有表现出十足的功力和味道来。事实上是，不仅是梁遇春尚且处于一种无法成功整合经验的“青春写作”时期，当时的整个白话文写作也处在一种不成熟的“青春期”中。这个时期往往表现为模仿、矫饰，（这在当时被郁达夫不无自信地总结为“可贵的个性”）而梁遇春也没有逃脱这个窠巢。
作为一个涉世未深，充满朝气的年轻人，梁遇春总是刻意地立论求“新”，视角求“异”。如人们在讨论人生观时，梁遇春则侃侃而谈“人死观”，非要说什么“人生观这把戏，我们玩得可厌了，换个花头吧，大家来建设个好好的人死观。”但凡失恋者都哀其不幸，而梁遇春却潇洒地对自己说“已经过去的爱情，是存在‘时间’的宝库中，决不会丢失的”。身为最高学府的学生，他却让人哭笑不得地规劝大家要偷懒迟起，“别辜负了这一刻千金的‘春朝’”。而他的少年锐气，勇于思考以及热情给人以深刻的印象。在《“还我头来”以及其他》一文中，他敏锐地指出了人云亦云的现状：“他们的态度，观察点总是大同小异———简直是全同无异”，他主张要用自己的头脑独立地思考，推翻所谓“正宗”而不应迷信权威。他甚至揶揄了当时的导师梁启超；“梁启超先生开个书单，那种办法完全是青天白日当街杀人的刽子手行为，”他又意犹未尽地嘲讽了胡适的自以为是：“胡适先生在《现代评论》曾说他治哲学史的方法是推一无二的路，凡同他不同的都会失败……（我）打算舍胡先生的大道而不由，另找个羊肠小径来”。其语气措辞可谓率真直白，一派天真而无城府之气。有时他也不免掉一下书袋，装出一副老成的样子，更暴露其“青春写作”的特点来。难得的是他年轻而不流于“浪漫”、“伤感”，或者可以追求什么“雅致”，他清醒地思考着，文章的个性跃然而生气勃勃。
由于是“青春写作”，梁遇春总是急于在文中表明自己的观点。如他在《文学与人生》中断然下的定论：“文学同人生中间永久有一层不可穿破的隔膜”，“文学里的世界是比外面的世界有味得多”。由于他平日看书“极其驳杂”，他为文的经验更多是来自书本。叶公超认为“他确实受到了Lamb与Hazilitt的影响，尤其是Lamb那种悲剧幽默（tragichumour）”。他敏锐地指出“他（梁遇春）从书本感觉到的经验似乎比他实际生活中的经验更来得深刻”。书斋中的梁遇春有其可爱率真的一面，另一方面也不免暴露其缺点。如叶公超所说，“作文往往兴到笔流，文字上不免偶有草率的痕迹。”（《泪与笑》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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